1948年8月15日，香港大公报第六版是《第十四届世运大会特辑》。这是大公报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推出的专题报道。版面上刊登了大公报特派记者黎秀石从伦敦发回的“专讯”与摄影照片。1948年8月15日，第六版《香港大公报》是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的特刊。这是《大公报》在伦敦奥运会期间发表的专题报道。版面上刊登了《大公报》特约记者李从伦敦发回的“特别新闻”和照片。
左下方是“谈世运”栏目，署名“查晓”，实际上是金庸(查梁勇饰)，时任《大公报》主编，后来的武术大师。奥运会期间，本栏目负责告诉读者科普奥运项目的相关竞赛规则。第15期的重点是击剑和骑马。至于斗剑，第一句是“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运动”。
看旧报纸档案的时候，碰巧遇到了东京奥运会击剑金牌得主张嘉朗。当时的心情真的是“然而我疯狂地打包我的书和诗”！回顾过去，历经几十年沧桑，人们怎能不以中国龙的翱翔为荣？
1932 |为刘长春加油
1932年8月2日，《大公报》发表《男女运动员在世界体育大会上获胜》。(大公报)在1949年之前，《大公报》报道过1932年、1936年和1948年的奥运会。1932年以前，无论是《大公报》还是其他中国报纸，都偶有涉及奥运会的鳞爪。这也是历史背景的缩影。
1924年，三名中国网球运动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网球展览比赛。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192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九届奥运会，中国派出宋如海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人参加奥运会。由于很少参与，中国人对奥运会知之甚少。
直到1932年，中国派出6人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其中刘长春是唯一的运动员，开创了中国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大公报》对奥运会的系统报道也始于1932年。当时中国的报纸上并没有统一使用奥运会的名称，比如“雅丽一定要打”、“我可以参赛”、“Alingbia”，都是奥运会或奥林匹克的音译。在1932年的报道中，《大公报》被音译为“阿林比克”，翻译为“世界体育大会”。
当年5月，《大公报》在国际新闻版面不时刊登赛前消息，如16日的《世界运动会预测，德国选手的看法》和30日的《世界体育大会，法国代表的未来难以乐观》。
真正引起人们对奥运会关注的无疑是刘长春的参与。况且在赛场之外、比赛之前，一场涉及民族仇恨、内政外交、民族尊严的巨大风暴已经打响，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体育本身。
当时，伪满洲国成立。为了帮助“伪满洲国”打开国际活动空间，日本企图利用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为“满洲国”扬名，甚至还向国际奥委会发去电报，提议派出两名东北籍运动员刘长春和于西伟代表“满洲国”。自1932年5月以来，伪满洲里报纸对此大肆报道。
此时，刘长春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已经随学校被流放到北平。得知此事，我断然拒绝，并公开发表声明:“假报纯属虚构谎言。”“如果良心还在，鲜血还在流，我们能忘记祖国，为傀儡和傀儡国家做牛做马吗！”
在预赛中失败
《大公报》非常关注刘长春。5月底，北平东北学生组成“辽东田径队”，赴天津参加“辽金田径赛”。28日，刘长春、余锡伟等委员专门参观《大公报》，并在报社门前合影。照片29日刊登在《大公报》第四版。
为了反击日伪的阴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决定赞助刘长春和余锡伟作为运动员，宋付军教授作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他很快得到了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会长王的支持，并紧急发电报给国际奥委会完成注册手续。然而，余锡伟最终还是被日伪阻拦，遗憾没能成行。
7月3日，《大公报》发表《刘长春昨天去上海横渡美国》。9日，《刘长春昨天去美国》刊发，报道了王等人8日在码头为刘长春送行的情况:“刘感谢，他在美国辛苦工作时，举旗登轮，送他的人有一千多人。齐三叫中国万岁。”场面慷慨悲壮。
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大公报》每天都会在国际新闻版面刊登赛事报道。8月2日，第四版刊发《世界体育大会，男女运动员赢中国》，并专门用一个盒子打造了一条特别留言:“刘长春现身，100米预赛落败。”刘长春虽然因疲劳和训练不足被淘汰，但他是中国奥运史上不朽的里程碑。
1936年|第一次奥林匹克社会评论大获成功
1936年8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平田冈部的文章《未来的中国体育》。(大公报)在1936年《大公报》的奥运报道中，要特别注意《奥林匹克社会评论》。无论是《大公报》还是当时的报刊，发表体育问题的社会评论都是非常罕见的。《奥林匹克社会评论》是第一份。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惨败，《大公报》看到了体育在富民强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见解。
8月10日中国篮球队输给巴西队后，所有项目中国球员全部被淘汰。12日，《大公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未来中国的体育》称:“自10日篮球失利以来，参加世界运动会的中国选手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鉴于这样的成就，中国人民应该真诚地审视未来的国家体育问题。”
未来中国体育成绩不佳的原因
社论最后说:“中国体育不景气的原因如下。第一，过去国家没有决定基本政策，没有认真努力，这是总的原因。第二，中国的小学普遍设备简陋，普通小学生不允许尽可能多的运动。现在进入中学练习体育已经太晚了。第三，对运动的兴趣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它的了解也不够，以至于它和队员们要么不是很在意，要么就陷入了抓角的恶心中，对他们有害无益。总之，鼓励和锻炼的方法并不适合。”
社论随后建议:“中国不需要从根本上决定国家体育政策，并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实施。”“尤其是从小学生开始，我们更应该重视和提高体育运动。我们期望全国青少年都能跑、跳、投、爬、走、游，为国家储备体育人才，提高人民群众的基本身体素质。”
奥运会闭幕后，《大公报》8月17日发表社会评论《世界运动会闭幕》，“总结这届的特点，是为了希望我们的民族青年知道该怎么做。”本文分析了本届奥运会所体现出的新气象，如“除中国之外的所谓有色民族的出现，证明各民族能力平等，足以让一般落后民族奋发图强，也能让强国认识和反思。”并分析了日本奥运成就的崛起。
日本在柏林奥运会上获得6金4银8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八，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8月14日，《大公报》刊登了南满铁路体育部前部长平田冈部的文章《未来的中国体育》。标题和12日《大公报》的社论几乎一模一样。原因是冈部12日看了《大公报》的社论，给报社发了一封信。根据《大公报》原文，希望借他山之石，乘势攻玉，激励国人进步。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次对外发表奥运评论。
1936 |推动奥运特刊精彩纷呈
杨秀琼，一位被称为“美人鱼”的游泳运动员，曾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比赛。(大公报)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11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派出了143人的代表团参加本届奥运会，其中包括77名运动员，他们参加了足球、篮球、田径、游泳等项目。
这是民国时期中国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也迎来了《大公报》乃至中国报业史上的第一次热潮。《大公报》不仅报道了当时中国数量最多的报纸，而且形式新颖，体裁丰富。赛事预测、赛事结果、科普知识、选手介绍、赛后分析、特刊图片、漫画、图表、首届奥林匹克社会评论等包罗万象，精彩纷呈。在这届奥运会上，《大公报》正式采用了“奥林匹克”的翻译。
国家足球队赢得了榜首
中国代表团经过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6月26日在上海乘船出发，7月23日抵达柏林。由“亚洲足球王”李惠堂和著名球员谭江柏(谭咏麟之父)领衔的足球队提前出发，一路打了27场东南亚比赛，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及时抵达德国。
当时，《大公报》分为天津版和上海版。6月27日，上海《大公报》头条刊发了《乘风破浪的长征，昨天出国的代表团》，以及特写《永别了，黄浦江》。并分发了由上海著名的王凯照相馆提供的《送别各界人士的情暖》图片。文章描述了“伟大的精神”、“激昂的情绪”和“温暖的情感”，展望了“光荣的胜利”。本版还刊登了提前出发的中国足球队在缅甸八到三次夺冠的消息。李惠堂在中路打进5元，谭江柏打进2球。
7月20日，天津《大公报》第六版整版报道奥运火炬传递出发仪式，主标题为“太棒了！太棒了。热情！史无前例！火炬传递今天开始，详细公布了古代火炬比赛介绍、火炬传递路线示意图以及途经的七个国家的国情。本版编辑曹世英(曹世英)还专门写了一个通知，说资料太复杂，疏于考证。希望读者见谅。一张用火炬燃烧的图片被分发到了这个话题上，占据了页面的近四分之一。布局如此宏伟，在当时的报纸上并不多见。
"委托征税"的系列化
1936年8月13日，《大公报》连载了中央社特派员冯友珍撰写的《世界运动会代表团记录》，介绍了代表团沿途的行程和文化特色。(大公报)自8月1日起，天津和上海《大公报》先后刊发了《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特刊》，虽然格式和内容不同，但都刊登了奥运会的主要日程、火炬传递，以及奥运会的“会歌”和“赞歌”。天津版从6号开始增加“副页”。并设立“世界一流选手”专栏，介绍各个项目的最佳选手。
此外，中央社特派员冯友珍撰写的《世界运动会代表团手记》系列介绍了代表团沿途的行程和文化特色。冯友珍是第一个报道奥运会的中国记者。柏林奥运会期间《大公报》刊登的许多新闻也使用了他的手稿。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个接一个出场。世界运动会特刊大部分头条都聚焦中国选手的成就。8月4日，《女子100米赛跑，李森未登顶》报道，中国唯一女选手李森被淘汰。6日，男子撑杆跳“傅宝珍通过预赛，遗憾落选决赛”；7日，“中英足球赛，2-0失败”；8日，“十九比三十五，我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篮球失利”，头条标有“传球不稳，发球不准”的字样，简洁地指出了失败的原因。
9日，标题更是让人心酸和感动。《美人鱼是无色的》报道了女子100米自由泳预赛。被称为“美人鱼”的杨秀琼被淘汰。
赛后专注深度分析
除了比赛的消息，《大公报》还非常注重赛后的深度分析。当时，中国足球队寄予厚望。头号球星李惠堂被公认为亚洲足球之王。当时说:“看电影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瑟娥惠堂。”然而在8月6日对阵英国队的首轮淘汰赛中，上半场被0-0追平，下半场连续丢两球，0-2告负。8月8日，《大公报》发表《我们的足球队因球技赢得赞誉，却因实力不足而落败》。
在篮球比赛中，中国队在第一轮就击败了法国队，然后连续输球。11日，特刊头条为“篮球再次战胜巴西，球队全军覆没”，稿件《篮球失败的症结》指出，中国队的失利、体力不支、战线凌乱、国民健康等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既是战术不当的直接原因，也是群众基础不足的根本原因。
武术表演挤满了人
柏林奥运会期间，中国还派出了武术队在会上表演，有、、傅(女)、(女)等11名队员，非常受欢迎，引起了轰动。8月13日《天津大公报》第五版特刊以“中国武术表演”为标题，介绍了中国武术队11日在柏林露天体育场的盛大表演。“观众受到了3万人的极大赞赏，演出结束后人群起立欢呼”。
另一方面，第六版出版了中国武术队教练郝明撰写的《中国拳击概述》。这篇文章已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并分发给柏林的观众。
《大公报》的图片报道也很精彩。除了奥运会特刊，天津《大公报》旗下的《每日画报》从8月1日起推出了第11届世界运动会特刊。比如15日发布了马术、手球、游泳项目的比赛图片和场馆照片。
奥运会闭幕后，《大公报》体育副刊持续关注后续新闻，如中国足球队在瑞士日内瓦等地的友谊赛。
1948年|战地记者更换了他们的职位来展示他们的神奇力量
1948年8月15日，在《大公报》第六版中，金庸以“查晓”为笔名，介绍了击剑和骑马两个项目。(大公报)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在英国伦敦举行了两次奥运会，均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中国派出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五个项目，包括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
当时天津、上海、重庆、香港有四家报纸。奥运会期间，我们将继续开放“第十四届世界运动会特别版”。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奥运会上，《大公报》有了自己的特约记者，而不是像1936年那样依赖新闻机构。
李安排写作摄影
战地记者李，二战期间从缅甸、印度洋、太平洋一路跟随盟军，最后与“会师”见证“日落”，是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人，战后被《大公报》派往伦敦报道欧洲新闻。
受过战争洗礼的李，是一个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人。奥运会期间，她处理新闻报道、世界运动会论文集专栏、摄影等任务。几乎每天都有两三张李拍摄的照片刊登在奥运会特刊上，构图出色，这当然得益于在战争中艰苦的捕捉工作。
比如8月10日，香港《大公报》第六版的主要内容大多由李提供。头条新闻是“我的篮球队击败了瑞士，明天将面对英国队”。关于世界运动会的文章记录了奥运会开幕式上有趣的花絮。比如中国运动员情绪高涨，法国小姐最爱笑。图为开幕式最后一位火炬手马克·约翰手持火炬在温布利体育场跑道上奔跑。
“大公篮球队”成了国手
新闻战场上不仅有《大公报》的士兵，在奥运会上也有更多的“大公”。参加伦敦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10名队员中，有6名来自上海大公篮球队。
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发誓一天不在日寇脚下办报，因此六次迁馆。胜利后，《大公报》于1945年11月回到上海出版。那时，篮球兴起了。1946年，《大公报》高层组建“大公篮球队”，由费一民主管。其队员有的来自抗日战争时期印度远征军组建的“圆篮球队”，如蔡；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菲律宾华侨组成的“团体篮球队”，如蔡文华、李士桥和黄天锡。由这些当红球星组成的大公篮球队，成为当时的一流球队。
伦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大公篮球队的黄天锡。他升了旗，进入体育场，这当然是李拍摄并刊登在《大公报》上的。
1948 |明星专栏引人入胜
《大公报》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优势”。蔡在场上是大公篮球队的一员，但在场外却变成了《大公报》的专栏作家。如果说1936年《大公报》的突出创新是《奥林匹克社会评论》，那么1948年的拳头产品就是各具特色的栏目。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邀请足球天王、篮球巨星蔡分别设立“老红”、“远征日记”等栏目，介绍奥运会内外动态。
蔡现场写有趣的故事
在1948年的奥运会上，李惠堂作为教练参加了比赛。《老·洪》每期只有四五百字，但文字精炼，节奏铿锵，画面感极强。作为一名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李的话很对，一针见血，而且很有技巧。
比如8月13日的“老洪”，中国足球队4-0不敌土耳其。李惠堂写道:“土耳其队在踢球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脚也比不上我们。不过头顶占了便宜，家里的钉法很好。前锋短传，充满力量，我们球队做得很好。”文章直言，“如果我们国家的体育运动在未来不促进种族的提高，不科学地锻炼体质，不科学地进行技术指导，标准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提高，我们每次参加世界运动会，永远没有任何领先的希望。”
蔡的《探险日记》幽默有趣，独具特色，为读者提供了代表团内部许多有趣的东西。例如，8月16日的一期写道:“陈应朗、黄、娄文骜和吴传宇住在同一个房间...感觉中国人真可怜，都是代表一个国家出来的，而黄跟吴传宇说话是英语，跟陈英朗说话是闽南话。当然，他们三个是指着娄文骜传达自己的意思，但陈应朗和吴传宇也应该指指点点。
这是因为楼文奥是聋哑人，吴传宇是不会说普通话的印尼华侨，陈英朗不会说英语。只有在新加坡的华侨黄能和几个人打交道。
此外，《大公报》还邀请留学英国的学者屈哲夫撰写专栏《伦敦航空新闻》。瞿哲夫是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他的文章视野开阔。8月12日，《四海兄弟——世运泳池旁的杂文》，以叙事和讨论的方式，从泳池里探寻政治和民族问题。比如在英国和爱尔兰关于北爱尔兰运动员归属的争议中，通过英国观众的口来审视中国和日本运动员在游泳比赛中的差距及其原因。
金庸论击剑
《大公报》的编辑也与八仙漂洋过海。金庸以“查晓”“查理”“梁勇”为笔名，开设了“谈世界运动会”专栏，介绍奥林匹克知识。
王昊天(后担任北京经济日报副总编辑)写了一篇《从世界赛队的失败开始》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教训可以说是充分的，刺激可以说是足够深刻的，但这种教育和刺激应该是我们国人觉醒的良药。”...因此，他们彻底振作起来，所以他们治疗病态，去除畸形，努力锻炼国民体质，培养运动技能。
现在，东京奥运会即将结束，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冠军，金牌和奖牌总数位居前列。张嘉朗和何世北在为香港争金夺银。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惨淡表现，以及“美人鱼”杨秀琼的黯然神伤，金庸先生那种中国人不懂剑术，天翻地覆，自感豪爽的感觉，不禁自然升起。
1932年至1948年，《大公报》在奥运报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代表了1949年以前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一流水平，在中国新闻史和中国奥运史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一笔。
来源:大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