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会有人注意到，历代光荣的《三国志》游戏里，几乎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龙套人物。他就是过士燮。
此人是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一带）人，既非王侯之后，也非公卿世家，在朝中又无重臣势力可倚靠，仅是偏远地区的一个普通富家大族。士燮的祖先是鲁地汶阳（今山东宁阳）人，两汉之交的王莽统治时期，“复古改制”引来战乱频仍，富庶的中原之地成了哀嚎遍野的废墟，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于是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向边缘地区移民的小高潮，士燮的祖先便是在此时南下，“避祸”交州，从此便改以苍梧广信为籍贯。
士變的家族在交州历经六代，前几代的生平事迹虽于史书无载，但渐成当地大族因无疑问。一直到了士變之父士赐总算步入了仕途，在汉桓帝（147-167年）时当上了日南太守。虽说名义上成了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但“日南”此地，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其土著居民“深目高鼻，发拳色黑”，甚至“男女裸体，不以为羞”，故而被中原士大夫目为野人，日南也因此成了汉代流放罪犯的地方。士赐只能出任此地太守，形如官场发配，自然并非什么美差。
不过，士赐任官毕竟还是为士變带来了很大帮助。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汉代官吏选拔主要以察举、征辟为主。其中除征召是由皇帝直接下诏征聘外，察举和辟召之权实际都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东汉后期，地方官长对察举、辟召权力的垄断愈演愈烈，往往还与地方大族相互勾结，彼此互惠互利。士燮少时游学东汉京师洛阳求学，师事颍川名士刘陶（字子奇），好左氏《春秋》，为之注解，又通《尚书》大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族的势力，与父亲在官场的地位，加上自身的才干，令士燮获得了出仕机会——比起公孙瓒的起点要高出不少。他先后察孝廉，补尚书郎，因公事免官。在其父死后，东山再起，举茂才，任巫阳令，到了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士燮已经升任交阯（也作“交趾”）太守。
交阯郡（今越南河内附近）虽与日南郡同在交州，实不能与之同日而语。坐落在红河三角洲富庶之地的交阯郡向来被视为交州首郡，其户口数独占交州之半，是日南郡的十倍，也远超昔日南越国首府所在的南海郡（今广州）与士燮的家乡苍梧郡。因此，当上交阯太守的士燮，在整个交州的实际地位，已是“一人（交州刺史）之下，万人之上”了。
到了初平二年（191年），中原的混乱局势也波及交州。交州刺史朱符因贪暴无度被当地人民杀死，顿时州郡扰乱。士燮抓住这个时机，向朝廷上表让其三个弟弟出任交州其中三郡（合浦、九真、南海）的郡守，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整个交州。
士燮如此胆大包天，也有他的资本。由于早年留学洛阳的经历，士燮其人“谦虚下士”、“学问优博，又达于从政”等声誉在外早有传扬，这在看重门阀地位的当时自然是个很大优势（相反的例子就是公孙瓒由于出身卑微，不属于“衣冠子弟”，始终难以得到冀州大姓豪族的支持）。除了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名望外，士家在交州经营日久，已成大族。“自汉末之乱，南方之人率宗党相聚为兵以自卫”，士燮手中自然也有着一支通过自己的宗族组织而成的武装力量。
如此一来，名存实亡的东汉朝廷除了仰仗强大的地方势力平乱之外已别无选择。面对士燮之上表，中央也只能准奏，而这样的情况在皇权强盛的时代是甚为鲜见的。加上朱符死后上任的交州刺史张津很快也为乱兵所杀，朝廷（当时已在曹操控制下）只好赐下玺书，“以（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自此，士燮成为整个交州最高长官，直到孙权黄武五年（226年）老死，时年九十。
由于士燮治理有方，交州在乱世中偏安一隅，有 “世外桃源”的美誉。“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所谓“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士燮在世之时，名为交趾太守，实与岭南君王无异。后世的越南汉文史籍更径直将其称为“士王”。比如，《大越史记全书》的作者，后黎朝史学家吴士连就写道，“我国（指越南）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