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得联赛冠军，这对于利物浦而言意味着什么，它仅仅只意味着结束30年的等待吗？The Athletic记者Simon Hughes就站在利物浦人的角度来讨论了这个问题。
5月9日这一天，当我站在福克纳大街，俯视整个城市。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亨德森高高举起利物浦阔别30年的顶级联赛冠军奖杯——原本亨德森可以在5月9日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疫情之下的利物浦，四下里都关着门，整个大街上透露着一丝末世的气氛。午后的默西河泛着波光，显露出难得的平静。更远的地方，海面上的船只也少了许多。
我渴望往日那种嘈杂的街景，也向往着球队夺冠庆祝之时的景象。那是所有利物浦球迷共同的“节日”。
克洛普出任利物浦主帅，这件事情对于利物浦人而言，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2015年10月那天早些时候，我偶遇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告诉我，自己黎明时分便守在安菲尔德的门口，等候着克洛普的到来，参加这位德国人的新闻发布会。不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位老人过于疯狂，但对于利物浦球迷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有人都有着类似的疯狂，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情绪。
利物浦是一个疯狂的地方，它不适合，或者说是不能够很好地应对“低气压”。然而，疫情之下的此刻，它不得不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城市被按下暂停键，陷入一种等待，再等待的状态。
我们很难反驳新冠疫情冲淡了即将到来的夺冠喜悦。酒吧和餐馆都紧闭大门，这让球队的夺冠庆祝变得和往日很不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它也不意味着克洛普的体育成就会因此下滑。和任何一名支持这支球队的利物浦人交谈，你就会明白为何赢得英超冠军仍然是如此重要的事情。
克洛普出任红军主帅，对利物浦人而言意义重大
当警察封锁了格鲁吉亚人在利物浦聚居的街道之时，托尼-纳尔逊怒不可遏。他走出屋子，问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
“怪它。”纳尔逊指着远处了一家酒吧说道。在利物浦主场比赛之前，那里总会聚集一大群人。甚至克洛普也曾出现在那里。
说罢，纳尔逊平静了下来。他也是一家酒吧的老板。他的酒吧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最初是为被解雇的码头工人提供“避难所”。纳尔逊也是利物浦的支持者，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于生活中其他事情似乎变得更加重要之时，他看球的次数也减少了。他的生活与码头息息相关，而考虑到他在工会的角色，这意味着他不仅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还要为别人的生活而努力。
你想要了解关于利物浦的一切，完全可以从它那意义非凡的码头开始。在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利物浦曾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重要城市，它建立在奴隶贸易所创造财富的就上——奴隶贸易不仅为利物浦带来了大量移民，还带来了大量从新大陆过来的商品。
这座城市的财富积累是以巨大的苦难为代价的，它的分区则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工人阶级分化的情况，因二战而得到改变。战争迫使许多家庭搬离了被破坏的市中心，开始了大规模的搬迁计划，包括在科克比、斯比克等地新建住宅。聚集在一起的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这使得工厂老板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传统体系的衰落和欧洲共同体的崛起，利物浦这座城市的地位也开始逐渐下滑——1981年，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主张让利物浦“有节奏的衰落”，加速了利物浦人口的下滑。从那时起，反对撒切尔的声音在利物浦就一直不绝于耳。
利物浦的城市地位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下滑
上世纪七十年代，利物浦的问题日益严重，但尼尔森还记得那段充满激情的纯真时光。因为他正是在那会儿成为了利物浦球迷，并且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1973年，尼尔森16岁生日前，他成为了哈里森航运公司的一名员工，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球队即将收获等待了七年的顶级联赛冠军奖杯。
尼尔森在航运公司的工作，使得他与码头工人有了密切接触，而这些工人都是些见解独到的人，他们就如同“默西石灰岩雕刻出来的人物”。
他还记得当时自己刚刚成为一名学徒，智利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被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上校赶下台之时，人们给出的反应。当时许多智利水手都害怕皮诺切特的行刑队，拒绝从利物浦返回智利。为了确保他们能够留在利物浦，一名水手胡里奥-奥雷里亚诺在哈德曼大街开了一家以智利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命名的餐厅。这家餐厅经营了近25年，为利物浦丰富的文化瑰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正是这样的背景和这样的故事，让尼尔森和其他利物浦人更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与世界的联系。
尼尔森来自布托尔码头的工人家庭，他在谈及自己的利物浦球迷之路时，也谈到了码头的故事。他记得返回的海员们得意洋洋地出现在沃尔顿布雷克路两旁的酒吧里，“他们大多数的话题是在玛瑙斯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怎样的体验。因此，利物浦变成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
希尔斯堡惨案仍是利物浦人心中的痛
尽管因为希尔斯堡惨案，利物浦似乎比其他任何球队都更加政治化，但尼尔森的言论提醒着你，政治情绪早在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在利物浦这支球队蔓延，而那场灾难使得球迷至今仍对利物浦与英格兰当局的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
尼尔森表示，纽约或者蒙巴萨的码头工人面临着与利物浦工人相似的现实，这推动了整个旧世界的行业工会主义，这意味着那些智利水手在抵达利物浦时得到了良好的对待。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利物浦码头和汽车工厂的纠纷，政治化现象有所抬头。尼尔森相信，工人在周末开始转向古迪逊公园球场。
周六，尼尔森通常在早上八点打卡，下午一点再打一次卡，然后穿过码头路和德比路，沿着喷泉路或者兰贝斯路前往安菲尔德。他回忆道：“当时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球迷。”
尼尔森认为利物浦拥趸擅长歌唱的名声来自于港口，这是因为港口工人们喜欢唱歌。“在比赛日，它会从酒吧开始。喝几品脱酒之后，我们会变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会前往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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