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足球的差距说到底就是体-制差异造成的。
日本是1993年走足球职业化道路，中国是1994年开始职业化进程的，两国基本同时起步；
1990-1995年期间，国足踢日本，赢球机会还比较大；
1996-2005年，国足踢日本能打平已经谢天谢地了，其中日本成功打入1998年世界杯决赛圈；2005年到现在，日本男足可以轻松把国足按在地上摩擦；
经过26年的职业化进程，日本男足已经是亚洲顶级强队、世界二流强队，踢苏格兰、爱尔兰、希腊、丹麦等世界二流强队完全可以一争高下；踢荷兰、比利时、法国等世界一流强队也得有一拼；日本男足可以连续六届入围世界杯决赛阶段，并有2次挺进16强！日本男足证明了，黄种人一样可以踢好足球！
而中国男足呢，经过25年的“职业化”进程，踢世界二流的威尔士0:6，碰到东南亚传统弱旅泰国、菲律宾都没有优势，还可能输球，想进世界杯决赛圈完全是奢望！所谓的“职业化25年”，没看出中国足球有一点进步，退化倒是显而易见！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落后就会挨打，而落后往往是因为体-制落后形成的全方位落后。其实、中国足球也是因为体-制落后才与日本足球差距越来越大。
日本足球的职业化进程是向着正确的方向稳步前进，中国的“职业化进程”是朝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所以中日足球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前面说了1994年我们开始职业化进程，但是相比日本，中国足球的这个职业化非常“不职业”：
日本足协是民间机构，符合国际足联规章，由专业人员主导，包括专业的企业管理人才、足球人才、市场运营人才等等，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发展体制和市场环境。日本足协通过踏踏实实地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普及青训、提升职业联赛质量等措施，把足球发展为日本的全民运动，日本足球人才从90年代的5万人提升到今天的50万人，现今更有多达30位球员在欧洲踢球。
而以前的中国足协只是一个“马甲”，实权掌握在体育总局下属的官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手上，以往的中国足协主席只是一个“吉祥物”，掌握实权的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兼足协专职副主席，而这位专职副主席是一位官员。因此，以前的中国足协其实是一个官方机构，有着官方机构的通病——急功近利、只顾追求眼前成绩、腐败、专业度不足（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客观规律等；毕竟专职副主席是一个官员，任期只有4-8年，他等不及客观发展规律，他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出成绩，也就是出政绩，将来才好换一个岗位继续高升。在这个体-制领导下的25年，中国足球土壤发展得很不健康、乱象丛生——匪夷所思的急功近利政策、几乎废弃的青训体系、莫名其妙的选材标准，运动员全员年龄造假，假球黑哨等等，不胜枚举，至今我们的足球人才只有84000人，只有小国日本足球人才的1/6。
中日足球二十多年的年职业化进程与中日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何其相似！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是起步于1860年左右，各自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最终两个东亚强国爆发了一场战争——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惨败，日本大胜，胜利后的日本进一步挑战欧洲大国俄罗斯，再次取胜！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而中国还是那个东亚病夫！
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明治维新的成功，说到底就是体-制差异，一个是妆模作样的革新，换汤不换药；一个是彻彻底底的改革，成就了新的体-制。最终结局自然天差地别！
好在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决心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019年8月22日，中国足协召开第十一届会员大会，陈戌源当选新一届足协主席，杜兆才、高洪波、孙雯当选足协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35位足协执委。
这次新足协换届选举，不仅仅是一次换届，更是一次重大的体制变革，是一次质变！
第一、体制不同。中国足协从马甲到实体，新足协主席真正掌权
这一届足协主席是选举上任的民间人士，而且掌握实权，符合国际足联规定。
根据国际足联规定，足协是民间机构，足协主席必须是民间人士，不能是官方任命的国家公务员。陈戌源已从上港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位，解除行政职务，是民间人士，符合国际足联规定。
陈戌源是选举上任，不是官方任命。尽管候选人就他一个人，但也必须获得2/3以上选票才行。这就比以前由足球管理中心任命的政府官员实际操控足协大有进步。
更重要的是陈戌源是有实权的专职足协主席，不是花架子，更不是摆设。他拥有重大事务决策权、人事任免权、财务权。
第二、足协专业度高。这一届足协汇聚各方面专业人才，不仅有足球领域的，更有企业管理、商业运营、市场开拓的专业人才，真正做到专业人做专业事。
足协主席陈戌源曾经是世界第一大港上海港的董事长，更成功管理了上海上港俱乐部，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商业经验，对足球也足够了解；
副主席杜兆才长期管理足协，近期刚刚当选FIFA亚洲区理事，足球管理能力毋庸置业；
副主席高洪波和孙雯都是足球专业人士，充分体现了新一届足协是内行管理。
足协秘书长刘奕是前IMG中国的副总裁，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