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亚洲联赛格局发生变革的一年，在中超球队不断观望的时候，日韩联赛也都在外援数量、年轻球员和薪酬方面推出了一些政策改变，中日韩的联赛实力会因为这些改变而打破现有平衡吗？趁着中超联赛延期开幕的时间里，中国足协还能趁着目前的空档期调整政策以弥补和日韩的差距吗？
讨论中日韩三国联赛的政策改变，目光主要聚焦在顶级联赛，二三级别联赛的影响力比较有限，对当下格局的影响不大。首先看外援政策。
日本J联赛的外援政策在2019年已经做出改革，取消外援注册的名额限制，单场可上5名外援，来自卡塔尔、泰国等日本提携国的球员不占外援名额。2019赛季，神户胜利船等比较激进的球队已经在多场联赛中排出了5外援+提携国球员出场的阵容，只是并未发挥出纸面上的实力。
韩国K联赛将在2020年改成5外援政策，新增了一名东南亚球员。日韩都如此重视东南亚球员的出场，主要跟日韩企业想在东南亚开拓市场有关，足球只是打开市场的工具，从目前看，虽然泰国、越南等球队这几年实力增长较快，但真正能在日韩联赛立足的核心球员极少，中超没必要赶这个风口。
中超联赛的外援政策改变主要是提升人数，上场4人，华裔归化球员可视为内援，如果该俱乐部有1名以上这样的球员，超出的人将会被足协视为外援。这变向提升了部分球队的外援数量，但限薪同时展开，影响变得难以预测。
而在薪酬方面，中超联赛在2020赛季变动最大，新签约球员的税前年薪不超过1000万，国脚上浮20%，争议和需要推出的细则还有很多，大幅限薪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相比之下，日本J联赛没有在薪酬方面有什么硬性规定，韩国K联赛反而提升了最低薪金，从1.7万美元提高到超过2万美元，提升幅度接近20%。
中日韩联赛对待薪酬问题的巨大反差原因何在？根据著名数据机构《Sporting Intelligence》提供的资料，19赛季中超球员平均年薪高达844万人民币，已经接近了韩国最高的球员收入，日本联赛只有227万、韩国甚至只有120万，差距太大，中超已经到了不得不限制的程度。
日本联赛在上世纪末出现过类似中超现在的局面，之后因为金融危机导致不少投资方经营困难，联赛最终做出变革时，选择主攻开源，而不是强制节流。现在J联赛并不限制球员薪酬，而是设置了俱乐部经营状况考察的红线，连续2年入不敷出，俱乐部就要被职业联盟组织管理团队施行托管。在这种情况下，伊涅斯塔等人的高薪加盟大多来自赞助商的支出，而非俱乐部本身。
韩国之所以涨薪是因为即使在K1联赛中，依然有部分球员的收入过低，甚至比不上韩国国内其他行业的普通收入，长此以往会导致选择踢球的人数减少，涨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接下来看看对年轻人的政策。中超联赛的U23政策即将进入第4年，经过几次改版，现行的政策要求场上必须保留一名U23球员；同时，准入制度还要求各队至少有3名自我培养的U21球员。
中超的U23政策来自韩国，韩国的U23政策从2012年开始执行，2019年减少一岁，改成U22政策，要求更苛刻，18人名单至少有2人，至少首发1人。作为年轻球员培养最好的日本，J1联赛没有对年轻人出场做过多要求，只规定J1球队必须要有至少两名自我培养的U21球员。
三国联赛对年轻人的出场保护的态度各有不同，中超最宽松，设置了各种后门，尤其被各级国字号征调的减免政策严重扰乱了U23政策的正常执行，特别是最近两年，U18、U20和国奥等国字号球队动辄长期集训，让很多球队可以不断享受减免红利，U23政策严重缺少执行力。
韩国比较严厉，要求严格执行，未安排U22球员的俱乐部就要忍受替补人数不足的命运。日本则最人性化，除了硬性规定顶级联赛的U21人数，在J2、J3联赛都以鼓励为主，球队的U21球员一旦累计出场时间达标，将给予金钱奖励。这恐怕是日本年轻人培养最出色的原因所在。
联赛到底是该高投入还是重回报？中日韩联赛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中超是典型的高投入类型，巨额资金买来了超级外援、世界级名帅，让豪门俱乐部的价值陡升、影响力不断增加，中超联赛的整体价值已经是日韩联赛的5倍左右，然而负面影响是，中小球队不堪重负，乱象频出。
日本联赛最在乎盈利状况，可持续性最强，最近几年一直在持续盈利，只是上升的幅度相对有限；而韩国联赛普遍经营状况不佳，联赛本身同样充斥着一些黑幕，只有两三支强队一直在亚洲保持着影响力。
日本在放开外援制度之后，有试图改变的球队，比如神户胜利船，借助着背后金主乐天集团的财富资本，他们先后用巨额资金引进比利亚、伊涅斯塔和波多尔斯基，短期内给球队带来了诸多刺激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