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反思中国足球的“30年之困”，我们必须要说的是，15到20年前的一系列乱政是引发困局的主要因素，而更令人寒心的是，这样的乱政，似乎从未真正停下脚步。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改革，2001年，国家队晋级世界杯，但变数其实在国足杀入世界杯的同时诞生——这一年，爆发了甲B五鼠事件。实际上，围绕“豪赌世界杯”，2001年初，中国足协宣布取消升降级，当时的调查显示，2000年甲A场均1.99万人，但2001年甲A场均已经下滑到1.83万人。
2004年，甲A变为中超，但中超也取消了升降级，这一次原因是“奥运战略”。数据显示，2004年中超场均上座1.10万人，2005年1.03万人，可以说，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顶级联赛的场均上座率被“腰斩”——这是崩盘式的下滑。
围绕“奥运战略”，中国足协在2002年推出了“U21政策”，随后围绕2008奥运战略，中国足协也开始漠视国家队建设，结果连续多届亚洲区预选赛，国家队连小组赛都没有出线。
▲“G7革命”
此外，影响深远的“七君子事件”（北京国安、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上海中远、四川冠城、青岛颐中和辽宁队）也对中国足球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俱乐部提出了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诉求，最终被足协强力压制。
问题的关键有两点：其一，7家俱乐部中的5家也不是什么“好鸟”——实德系和健力宝系为害之烈不亚于足协的乱政。如今，这7家俱乐部只有只剩下一个半在中超——北京和大连（大连只能算半个）；其二，这7家俱乐部提出的方向并无问题，即便不支持这7家，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但直到今日，职业联盟还没有成立。
给中国足球最后一击的是国企退出潮：2004年年初，《足球》曾经对此进行了报道，结果被取消采访资格，但事实证明，在民企并不给力（比如实德系、健力宝系）的情况下，国企的大面积退出给了中国足球重重一击。随后的事实证明，在中国青训最黑暗的时候，始终系统坚持青训的恰恰是山东鲁能，目前山东鲁能在中超本土球员的比例超过10%，此外，徐根宝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球员，但背后的支持者上海东亚同样是一个国企，当时民企中始终坚持青训的只有绿城。
如今，仍旧有声音抨击国企投资足球，包括有关方面也不断“督促”鲁能退出足球，难道悲剧还要再一次重演吗？国企投资足球有利有弊，但至少可以保证中国足球资本构成的多元化，保证中国足球的抗风险能力，毕竟国企的社会责任担当在目前来看还是私企无法比拟的。
▲鲁能足校（via 鲁能青训）
21世纪已经走到了第20个年头，但今日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就理顺了吗？并没有。
2019年12月31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20赛季的一系列政策，当时记者给中国足协点了一个大大的赞，原因很简单：提出并列入预案，以及提出但没有列入预案的“想法”很多，其中不少可谓是“恶政”，但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足协最终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是比较符合俱乐部预期的，也是比较符合球迷及媒体预期的。
“其中之艰难，不足为外人道”。中国足协的一位人士在政策落地之后对记者感慨。
就今年新推出的政策而言，我们需要给足协的这一届领导班子点个赞，但是，就整个中国足球的决策机制而言，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乱象。
▲能够及时遏制诸多奇葩新政草案出台，殊为不易
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外援名额，2017年，时任中国足协的决策层决定中超减少外援，从此前的注册4+1、上场3+1，更改为注4上3，但仅仅3年之后，现在中国足协又恢复了外援注册和上场的限制，变成注册6报名5上场4，三年就绕了一个圈。
当时减少外援，说的是给中国本土球员更多的机会，尤其是让前锋有机会得到锻炼，以利提升国家队水平。听起来很有道理，现在增加外援，最初的动议其实也是围绕国字号，是希望通过提升联赛质量，让本土球员“国内留洋”，进而提升实力，当然后来则是为了世俱杯以及和亚足联政策接轨。
第二个例子：2018年，中国足协决定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10多个部门变更为30个，理由很充分：扁平化管理、功能细分，解决足协人员严重匮乏的难题。看起来，也是有道理。
现在最新的方案是，中国足协要再次进行机构改革，由原来的30个再次缩减为十几个，理由同样很充分：原来足协机构之间互相推诿，效率低下，现在需要提升效率。同样，也很有道理。
▲足协依旧任重道远
还有另外两件被遗忘的事情：
其一，中国足协今年没有举行“中国足协技术发展大会”。这个会议的前身是“中国足协教练员大会”，最早在2011年举办，2016年12月和2017年12月再次举办，2018年11月更名为“中国足协技术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