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蓝广播电台3月30日报道称，一架极其珍贵的货运飞机当天下午抵达巴黎。为保证口罩安全，法国在停机坪上部署大量配备随身武器及反无人机炮的警察和宪兵。法国国家宪兵队表示，共动员了上百名宪兵在现场执行三个安保任务：机场区安全、机场周边环境安全及之后的口罩运输车队安全。
这名官员称，法国航空运输宪兵队将对三架直升机飞行员进行罚款，因为在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传输的情况下，在法国境内是不允许进行非必要的旅行的，他们没有正当理由就进行了此趟飞行。官员还称，边防局尚不能对机上乘客或者飞行员提出指控，因为他们还没有合法进入法国领土。
而在冲突过程中，特拉布宗体育俱乐部主席AhmetA?ao?lu更是亲自冲下看台进入球场，与阿兰亚士邦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肢体交流”，此后A?ao?lu的随从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场面十分混乱，最后在赛事监督以及现场的宪兵队介入之后，情绪冷静下来的A?ao?lu被带离了球场。
今朝法国宪兵队的考察技巧职员曾经抵达现场考察以及取证，而看下来这类景象正在法国曾经层出不穷。此前巴黎圣日耳曼方面，迪马利亚曾遭入室偷盗，窃贼偷走了一些现金，和代价超越50万欧元的名表以及珠宝。马尔基尼奥斯、伊卡尔迪、蒂亚戈-席尔瓦等人也曾遭逢入室掳掠。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菲菲发自太原晋城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雄踞太行山麓，扼守山西南大门。抗战时期，日军于1938年2月至4月、1938年7月至8月、1939年7月至8月，分别在晋城城乡制造了屠杀无辜百姓2500余人、5000余人、12000余人的大惨案。两年时间在同一地区接连制造了三起大屠杀事件，死亡人数之多，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残忍的本性。1938年4月8日，日军占领晋城后，在距县城西北18.5公里的峪南村，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峪南事件。这一天，日军由阳城经晋城的周村、东沟向晋城县城进犯，峪南村的游击小队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回村动员老、幼、妇女向村西的沟中隐蔽疏散，并带领全村青壮年准备迎击日军进犯。上午8时，游击队和日军交火约1个小时，因日军来势凶猛，且武器装备精良，游击队只好边打边退。日军进村后，发现村里空空无人，最后在村西上溪沟的一个洞内，将该村70余名群众层层包围，并用机枪疯狂扫射，无辜百姓几乎全部死在日军的枪弹之下，只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在这次事件中幸免于难。1938年4月14日下午，国民党军24军部之冀察游击队队长缑冠文率部从町店进入晋城阳城县城，突袭正在城西西池河边饮马休息的日军，致日军死伤若干。第二日晚，这股日军纠集驻周村据点之敌，穷凶极恶向阳城县城进行报复性大屠杀。日军在东坡头用重炮轰开东城门，随即全副武装直闯城内，四处搜寻，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杀，将部分被抓群众驱赶到开福寺、东王殿、城隍庙、旧盐店、西坛上等处，或戮死或集体烧死；躲避在城内十多个地洞的百姓，被日军架起柴火或施放毒气弹烧死或窒死。南关四角院外一口深井内填满了死尸……城内城外，大街小巷，屋内院落，广场店铺，到处血流成河，尸骸遍地，惨不忍睹。一夜之间，县城700余名百姓被残杀，许多房产焚毁殆尽。“日军每次侵略晋城，必先出动飞机轰炸县城以及沿途所经村镇，狂轰滥炸持续数日，有时达十余天，最长时间达2个月之久，使得不少居民被炸死，建筑物被炸毁。”晋城市党史办相关负责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日军所到之地，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们经常以搜查“中国兵”为名，闯入民宅，用枪威胁男子通通出去，肆意对妇女进行奸污。当时被日寇抓住的中国人，都要遭受非人的折磨，要“过五关”：第一关，几个日本兵围住一个人，用皮带抽打；第二关，几个人把被抓者摔来摔去；第三关，用烧红的火柱在人身上烫；第四关，把人吊起来，翻来覆去抽打；第五关，把人捆绑在板凳上用冷水朝嘴鼻内冲灌，最后再将人拖入日寇宪兵队的监狱。大多数人都被折磨而死。
11年调研，揭开更多惨案真相从2004年开始，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全国党史部门等开展“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大规模调研。历时11年，先后60万人参加。成果汇编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共300本，已从2014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这项调研工程的目的，是更加系统、详尽地记录当年的历史灾难，更加充分、有力地揭露日本侵略的罪行。调研坚持用事实说话，用证人证言说话，用历史的真相说话。调查初期不完全统计，各地共查阅历史档案文献资料162万多卷、各种图书报刊20多万种，收集、拍摄照片8万多张，采访证人、知情人149万多人，收集证言证词125万多份，形成专题报告4962份。在调查中，各地都发现和整理了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焚烧、轰炸、抢掠财产、使用生化武器、强征劳工、残害妇女等大量反人类、反和平、反国际法的罪行。特别是发现和梳理出一大批日军制造的惨案，以及有关惨案的资料和证据。如湖北宜昌市一位被聘参加调研工作的70多岁老同志，在寻访中听说有块石碑刻有被日军杀害的受害人姓名，便找人将石碑挖出并用水冲洗，然后冒着酷热，汗流浃背地用两天时间将遇难者的人名一一抄下。经计算，共有427位，使当地发生的有关惨案得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又如南京市建邺区委党史办调研人员听到村民反映：1937年12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沙洲圩及附近地区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为防止尸体腐烂引发疫病，当地村民自发组织起来，将无人认领的尸体拖运到殷山矶的山坳中集中埋葬。由于尸体数量多，把山坳填成了一个小山坡。调查人员和有关专家随后多次考察论证，确认这座高约五米，直径约十米的“大坟”，是一处埋有100多名大屠杀遇难同胞的丛葬地。殷山矶丛葬地遂成为南京市发现的第五个呈原始实态形状的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为了更加集中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们决定将全国的各种重大惨案集中起来，编纂成《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作为调研成果的一个重要部分。从2008年开始，各地对所有调研成果进行梳理、排查，按统一标准，选取其中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惨案，进行复查、复核、考证，然后对这些惨案进行统一编纂。各地党史部门和调研人员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查清了这些惨案的很多事实和细节，根据档案资料、历史记载、以往研究、实地考察、证人证言等，写出每一个惨案的“概述”，详尽记叙惨案发生的完整过程，对重要事实说明出处（原始记载）和依据，并做了严谨的分析考证。有的还组织了入户调查。编纂中，尽可能补充新的资料，如证人证言、照片等等。令人震颤的“173”统一编成的《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重大惨案》共12册，约500万字。时间跨度从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收录的惨案，以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为限。对同一地点的多个惨案，视具体情况，或单列，或归为一个惨案。经多方甄别筛选，我们收录的一次性平民伤亡800人以上的重大惨案，共有173个。173，还不是最终的数字。日本侵略者当年在中国矿山、要塞、集中营、细菌战实验场、无人区等制造的惨案，因持续时间较长，伤亡人数是“累计”，而不是“一次性800人以上”，均未收录到本书中。各地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惨案的资料或线索，但因还需要考证和搜集资料，暂时也未收录在内。但是，不要说173这个巨大数目，哪怕阅览其中任何一个具体惨案，都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震颤了！第一个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的重大惨案，是1932年的辽宁“平顶山惨案”。这年9月16日，就在各地日伪机关庆祝“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驻抚顺的日军守备队、警察署和宪兵队，为报复民众自卫军对日伪的袭击，经过精心策划，出动190多人开往平顶山镇，以诱骗和强制办法，把全镇民众集中和包围起来。随后开始焚烧房屋，并突然用机枪、步枪和手枪等，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火。扫射达一小时之久，3000多名无辜同胞全部倒在血泊中，整个屠场成为一片血海。日军将要撤走时，发现有人呼救，于是又补充进行了第二次大屠杀。这次不是扫射，而是用刺刀，逐个猛刺。发现有人活着，就再补上第二刀、第三刀。发现有人怒骂，就加力猛刺，直刺到身体稀烂。两轮屠杀，持续了3个小时，杀害3000多人，只有三四十人逃出。有一位叫李凤琴的，全家21人，被打死了20人。大屠杀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国联也给予谴责，但日本政府依然我行我素，使这场大屠杀成为日军在华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起点。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反人类的登峰造极之举。但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日本侵略者就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一路杀到了南京。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用飞机、大炮滥施轰炸，仅南京路外滩、大世界、南京路先施公司三次惨案，就造成4398名无辜平民伤亡。在宝山罗泾、松江等地也制造了一系列惨案。随后，日军对苏州狂轰滥炸，占领后则杀戮奸淫，造成至少9550名平民伤亡，其中死亡7456人。地处锡沪公路的常熟，在沦陷前后，伤亡8331人，流离失所的难民达63.8万人。无锡沦陷前后，被杀民众14150人。城区全部被毁街坊20个，部分被毁37个。农村全部被毁村庄102个，部分被毁92个。日军占领常州前后，仅在城区就杀害4732人。西门外原私立常州中学处，日军将大批平民押至一个大坑边跪下，举刀砍杀，头先滚下坑，再把躯干踢下坑去。解放后在此地搞基建时，多次挖出一堆堆尸骨。千年古城镇江从12月8日至月底，被日军屠杀者达万人以上，被毁房屋3万余间。城区原有住户43691户、216803人，大屠杀后，至1938年仅剩35418人。抗战时期最后一个重大惨案，发生在1945年4月12日的海南乐会互助乡。日本行将败亡，一日军翻译出逃向中方投诚，日军遂疯狂报复，将出逃地区的三个村落包围起来，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杀人放火，共杀害平民900多人。有的村庄惨遭灭顶之灾，从此不复存在。将173个重大惨案稍作统计，可以发现，其范围遍布22个省份，即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过日军制造的重大惨案。数量最多的是湖南，为24个。其次是河北19个，江西18个，江苏17个，河南12个，山西11个，湖北10个。惨案的形式，有的是屠城，占领某个城市后进行大规模杀戮、奸淫、抢劫财物、烧毁房屋；有的是有预谋地集中包围和杀害大批无辜平民，并力图斩尽杀绝；有的是在一定区域内连续多日制造多个惨案，从而形成很大的屠杀规模；有的是通过飞机轰炸或大炮轰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建筑物损毁；有的是占领前的轰炸与占领后的杀戮相结合；有的是对占领后未能固守的地区实行焦土政策，将大批无辜平民杀害后撤退……无论何种方式，都表现得极其残酷，毫无人性。屠城是日军侵略中国一贯行径经过调查、收录、编纂的173个重大惨案，都建立在档案资料和证人证言的基础上，再加以严格的核查和甄别。每一个都附上了一批证明材料。除此之外在编写过程中还特别要求，不许用文学语言撰写，只能用白描的方式，将惨案的来龙去脉、全部过程，客观地记载下来。不许有任何夸大，一律用事实说话，用档案资料说话。目前收录的173个惨案还不是全部。但仅从这“173”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制造的惨案绝不仅仅是一个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已。所有173个惨案充分证明，制造南京大屠杀绝不是偶然的个案。对占领地区实行屠城，是日军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和行径。我们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不要局限在一个南京大屠杀上。日本右翼势力也别以为除了南京大屠杀日军就无罪可言、无责可担。这173个重大惨案，有的是故意放纵士兵所为，多数是日军在统一的指导思想下有计划地进行。当惨案被揭露后，无论日本军方还是日本政府，都竭力掩盖事实，甚至倒打一耙。即使遭到中方抗议和世界谴责，也从不调查事实和追究当事人。因此，对这种大屠杀，日本政府和军队必须负首要责任。这些重大惨案，集中表明了侵略者的野蛮性、残酷性、疯狂性，表明了日本军队长期灌输的盲目忠君和武士道精神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些罪行不仅是对人权和人道主义的践踏，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这些重大惨案，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破坏和平罪、破坏战争法规罪和违反人道罪。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等以这三大罪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是正义的，不可改变的。这至少173个重大惨案，集中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了多大的灾难！每每看到这些令人震颤的历史事实，想到那些死难人员的冤魂亡灵，我们都禁不住心灵颤抖、潸然泪下。这样的灾难决不能重复，因此也不能忘记，更不能否认！“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从历史中获取教益要从承认事实开始，连确凿的历史事实都不愿承认，怎能真正获取教益？怎能保证不会再犯？（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丛书》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