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战争激烈欲将决定胜负之时，巴雷亲赴莫斯科希望获得苏联的支持以确保最后的胜利。可是在苏联看来埃塞俄比亚比索马里重要的多，所以不决定出兵帮助索马里。失望的巴雷旋即前往开罗，见了前一年与苏联反目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最后，基辛格拿了一份谈判出的提议给萨达特，萨达特几乎没有任何争论便签署了。以色列的检查哨将被联合国接管，允许非军用的补给物资通过，并且会开始交换战俘。接着在日内瓦展开了会议，最后各方都签署了休战协议。在1月18日，以色列签署协议将部队撤回运河以东，直到1974年3月5日撤回了所有的以色列部队。
经过苏联慷慨“输血”，埃塞军队的战斗力飞速提升，到1978年初，为门格斯图作战的古巴官兵就超过千人。除了苏联和古巴援军，埃塞境内还出现来自南也门的“志愿军”，总兵力2000人。此外，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朝鲜等国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1978年1月，在苏联强大空运能力的支持下，埃塞军开始在欧加登转入反攻，一浪高过一浪的空袭行动让索军阵线濒临崩溃，呆在摩加迪沙的巴雷总统坐不住了，他请求伊斯兰盟国“拉兄弟一把”。埃及总统萨达特一度公开宣布向索马里提供全面军事帮助，包括直接派空军参战，可是最终却什么也没做，原因在于苏联通过外交与其他手段警告说，克里姆林宫的忍耐并非没有极限……3月3日，苏联运输机群全部投入空投埃塞伞兵的行动，困守季季加要塞的索军再也顶不住了，许多人落荒而逃。
在拟定收复西奈半岛的“白德尔”作战计划时，赵明禄与萨达特、穆巴拉克举行了多次联席会议，研究压制占优势的以色列空军的方案。赵明禄提议，借鉴“六日战争”时以色列空军曾用过的奇袭方案，即埃及战机不直接飞向苏伊士运河东岸，而是先北上绕经地中海，从海上经低空飞行向西奈腹地渗透，这样就能避开以军防线的正面，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经过一番精心准备，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战争”打响第一天，在朝鲜顾问团的协助下，埃及空军出动由200架战机组成的攻击编队，按照计划好的路线，成功渗透到以军基地轰炸，猝不及防的以军损失惨重。韩国《京乡新闻》援引以色列国防部公报称，驻埃及的朝鲜飞行员还驾驶8架米格-21战斗机，击落了以军多架F-4E战机。
苏联人撤走后，埃及空军陷入困境，萨达特和空军司令穆巴拉克开始寻找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这时朝鲜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埃及人对1968年朝鲜扣留美国“普韦布洛”号侦察船和1969年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钦佩不已，况且朝鲜人民军也从苏联进口先进武器。尤其是注重空军建设，并派志愿飞行员前往越南参战。据韩国《独立新闻》报道，1973年3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张正恒应邀访埃，穆巴拉克和埃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沙兹利陪同其视察了苏伊士运河前线，并借机提出派朝鲜飞行员来埃及的问题。
1967年，以色列通过“六日战争”打垮了与之为敌的埃及等国。1970年，矢志复仇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含恨离世，继任者萨达特发誓夺回失地。由于不满苏联一再言而无信，拒不兑现当初许诺提供给埃及的武器，1972年7月，萨达特郑重宣布：“结束所有苏联顾问和苏联部队在埃及承担的任务。”
其他核威慑失败的清单可能更长。为什么呢？例如，在太平洋的基地上重新部署轰炸机能够阻止中国1951年入朝参战吗？为什么极为公开地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依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不足以阻止中东国家1973年的全面常规进攻？换言之，为什么安瓦尔?萨达特和哈菲兹?阿萨德没有被单方面核战争的危险威慑住？1982年，阿根廷占领英国的马岛，引发了战争，面临单方面核攻击的危险。为什么英国的核武库没能威慑住阿根廷领导人？
尽管已经拒绝参加，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在两周前曾与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会面。尽管萨达特和阿萨德皆不信任约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战争的详细计划，但他们很可能在谈话中企图试探约旦参战的可能性。”侯赛因国王秘密的飞往特拉维夫以警告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叙利亚即将发动战争。“‘叙利亚会在没有埃及参加的情况下开启战端?’，梅厄夫人问道，侯赛因国王则说他不认为：‘我认为他们(埃及)会一起行动’”(Rabinovich,50)。让人吃惊的是，这样明确的警告都没有被以色列所重视。以色列的军事情报部认为约旦国王所说的都是他们已知的情报。“以色列的摩萨德(Mossad)情报局在9月里经过可靠的情报来源接获了高达11次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但摩萨德情报局的局长ZviZamir依然坚持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发动战争。即使是约旦国王的警告也没有被重视。”。
埃及军进一步的刻意制造这种误解，以色列和美国都以为埃及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举动已经严重损害了埃及军的战力。埃及继续制造各种假情报和讯息，像是埃及军在后勤上出了问题以及缺乏足够的专业人员操作先进武器。埃及也不断的制造缺乏备用零件的讯息。萨达特长期以来施行的边缘政策更多次故意扬言发动战争，直到其它国家开始减低对于战争爆发的危机意识。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军两次在边界动员的演习，使以色列军方为了提升警戒状态而额外花费了1千万元。
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在一次与军方高层的会议中，透露了他发起战争的意图，即使是在苏联并不支持的情况下。战争计划在极机密下拟定，即使军中的高阶指挥官也只在战争爆发前不到1个礼拜才被告知，而士兵们则在几个小时前才被告知。攻击计划代号为OperationBadr，也就是阿拉伯语里“满月”的意思。
在萨达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国新闻周刊的访问时，他再次威胁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在1973年里，阿拉伯国家举行了数次大型的军事演习，每次都引起以色列军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状态，而每次都在几天后回复平静。以色列的领导人相信，如果战争爆发，以色列空军能像以往一样很快的击溃敌人。
苏联认为萨达特不会有机会赢得战争，他们警告萨达特，任何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行动都会由于以色列严密的防御而死伤惨重。苏联当时正致力于缓和政策，因此极不乐见中东出现不稳定的情势。在1973年6月与尼克松的会面中，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建议以色列应该撤回1967年的边界，勃列日涅夫称如果以色列不这样做，“苏联将很难维持目前的和平状态”，暗示了当时苏联对萨达特发动战争的意图已经无能为力。
萨达特于1972年公开宣称埃及将会和以色列开战，并说埃及已经准备好“牺牲1百万名士兵”。1972年底以来，萨达特专注于建军备战，从苏联那里取得了MiG-23战机、SA-6防空飞弹、RPG-7反坦克榴弹、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飞弹，并且改良了军事战术。在六日战争中造成军事失败的无能将领被有才能者取代。
伊拉克和叙利亚同样关系紧张，伊拉克也拒绝参加开头的攻势。黎巴嫩则由于军力过小和内部的不稳定而没有参加。在开战前一个月萨达特忙于在外交上争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萨达特宣称已经得到超过100个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参与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萨达特也在欧洲争取支持，并且获得了一些成功。英国和法国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国家，在战争爆发前西德则成了埃及最大的军备来源国。[2]
其它的阿拉伯国家对发动新的战争较不感兴趣。约旦的侯赛因国王担心若是战争失败将会再次失去土地(约旦在之前的六日战争中失去很多的土地)。同时萨达特承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亚西尔·阿拉法特在战胜后将会让他们管理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而约旦国王则认为西岸地区应该属于约旦的国土。而且，在1970年爆发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Septembercrisis)巴解与约旦的内战中，叙利亚曾军事介入支持巴解，进一步造成约旦和叙利亚的不合。
萨达特期盼战争的来临，此时的埃及经济一直低迷不振，在萨达特的传记里，作者RaphaelIsraeli描述萨达特面临到埃及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士气低迷的问题，认知到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须先克服这种战败的羞耻感。埃及的经济已经陷入混乱，但萨达特察觉到他将要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在部分埃及人里不受欢迎。而一次军事上的胜利将能让他获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发起许多抗议活动的埃及大学学生，强烈主张进行一场战争以夺回西奈半岛，而萨达特掌权以来还未发动战争让他们相当不满。
萨达特寄望于以小规模的战胜以色列便能改变现状。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al-Assad)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对和以色列的谈判完全不感兴趣，并认为只有用完全的军事手段才能夺回戈兰高地。从六日战争以来，阿萨德便进行庞大的扩军备战，他希望让叙利亚成为阿拉伯国家中的军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军已经有绝对的胜算击败以色列并取回失土。阿萨德认为只有在以武力夺回戈兰高地后谈判才会展开，到时将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约旦河西岸地区和加沙走廊，并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让步。
埃及总统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承他的是萨达特，萨达特决定经由战争手段取回在六日战争中的失土。1971年，萨达特在与联合国调停大使GunnarJarring的谈话中声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岛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装部队”并且履行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中的所有条款，埃及才会“准备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以色列的答复则是绝不会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边界。
为了报复美国支援以色列，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里的阿拉伯国家，由沙特阿拉伯领导，在10月17日决定每个月减低石油产量5%，并威胁彻底禁运。然而尼克森还是在10月18日向美国国会请求提供了以色列超过15亿美元的军火。到10月20日，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其他阿拉伯产油国紧接着加入，并且扩大到对荷兰以及其他一些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禁运，造成了1973年石油危机。虽然禁运是对于这场战争的反应，现在则有证据显示萨达特早在8月已秘密前往沙特阿拉伯以组织这次禁运。
萨达特的访问加速了和平运动的进展，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邀请萨达特和贝京前往戴维营(CampDavid，美国总统的行宫)与会，会议从1978年9月5日—17日，最后谈判成功，以色列与埃及在1979年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Israel-EgyptPeaceTreaty)。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出所有军队和殖民者，以交换与埃及的正常关系与长久的和平。
原本希望藉由战争夺回西奈半岛的萨达特，则对和平的进展缓慢而感到洩气;在1977年11月，他做出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前往以色列访问，成为了第一个访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这同时也等于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
10月6日12时30分，埃及总统萨达特进入“10号中心”，那里的气氛同前一天已大不一样，当时墙上挂的都是“解放-23”演习的地图，如今全换上“白德尔”行动的地图，而萨达特则穿上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军服。
10月2日20时30分，萨达特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与会的包括两位副总统、两位总统助理、几位副总理、国防部长、情报总局局长，军事情报局长等。萨达特指出，以色列的战略是要让全世界相信：阿拉伯人永远不可能与之较量，而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接受以色列提出的任何条件。“我们必须证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当前‘不战不和’的局面即将被打破。”所有人都明白这番话的含义。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萨达特拍板10.6日为“白德尔”行动的进攻日（D日）。
对于总统的担忧，纳萨尔强调，如果埃叙两国把战略欺骗计划的范围扩大，有把握将以色列的战备时间从15天缩短到4天或5天，而以色列进行全国动员约需5-7天，这样就足以保证获得突袭的成功。萨达特要求纳萨尔等人全权指挥欺骗作战，务求迷惑以色列。
军人出身的萨达特很清楚，如果不能做到出其不意，那么首批埃及渡河部队不仅会受到以军前沿装甲部队的冲击，还要受到以军后备部队拦截，一旦埃军架设在运河上的浮桥被以色列空军炸断，已经过河的埃及步兵将在好几个小时里孤军作战，随时可能被歼灭。
8月27日下午，萨达特乘专机返回开罗，他一回到官邸便找来埃及陆军情报局长富阿德·纳萨尔，咨询有关以军部署的情况，尤其是在两国临战准备期内，以色列究竟能向前线调动多少后备部队。
就在两国军官争得面红耳赤之际，萨达特总统正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叙利亚进行穿梭访问。其实，他对沙卡两国的访问只是针对以色列策划的“迷惑行程”，当8月26日飞抵大马士革后，萨达特便立即与阿萨德就开战问题展开闭门磋商。“白德尔”行动所选择的发起日正好赶上一连串的以色列宗教节日和假日，这期间的高潮是赎罪日（10月6日），况且以色列各政党还忙着为10.31日举行的大选作准备。
这些叙利亚人是两天前从大马士革来的，他们各自办理报到手续，然后混杂在埃及军官和苏联顾问中，没有引起外人（尤其是以色列特工）的注意。为避免走漏风声，任何电子器材都不得带入会场，开会的房间经过多次检查，除了埃及作战部长贾马斯，所有人都不得作记录。贾马斯用铅笔记录，然后复制两份：一份给埃军参谋长沙兹利，由他转交萨达特总统，另一份则给叙军参谋长沙库尔，由他转交阿萨德总统。会议进行了6天，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议，只有两个问题必须提请两国总统作出决定——即发动进攻的日期和时间。
按照埃及总统萨达特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意愿，两国于1973年1月31日成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成立后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隐蔽而又协调地指挥两国军队进攻以色列。
然而，要想让以色列推迟战争动员绝不容易。以色列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先进的技术侦察手段，而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更是把眼线撒到阿拉伯国家的各个角落，埃及军队稍有举动，以色列政府便能迅速知晓。尽管困难重重，但萨达特新起用的埃及军队领导层还是竭力展开全方位的“战略欺骗”。
面对近乎窒息的国内外情绪，新上台的埃及总统萨达特一方面敦促军队作好随时开战的一切准备，另一方面他要力图压缩以色列的反应速度，因为埃及参谋军官告诉他，如果能使以色列的战争动员时间推迟一周左右，那么以色列相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军事优势将大打折扣。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不宣而战，打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占领了从西奈半岛到戈兰高地的大片土地，特别是航运咽喉——苏伊士运河也因以军占领东岸而被迫关闭。面对奇耻大辱，埃及总统纳赛尔及其继任者萨达特矢志复仇，发出“宁可牺牲百万将士也要夺回失地”的口号。然而复仇谈何容易，美苏超级大国暗中掣肘，埃及自身和阿拉伯盟友国家也存在众多军事难题，以至于军事行动难以开展。
苏联人撤走后，埃及空军陷入困境，萨达特和空军司令穆巴拉克开始寻找能提供帮助的国家，这时朝鲜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埃及人对1968年朝鲜扣留美国“普韦布洛”号侦察船和1969年击落美国EC-121侦察机钦佩不已，况且朝鲜人民军也从苏联进口先进武器，尤其是注重空军建设，并派志愿飞行员前往越南参战。据韩国《独立新闻》报道，1973年3月，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张正恒应邀访埃，穆巴拉克和埃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沙兹利陪同其视察了苏伊士运河前线，并借机提出派朝鲜飞行员来埃及的问题。
交战双方脱离接触，在经过联合国等斡旋后，埃及收复了西奈半岛部分领土，叙利亚收复戈兰高地大部。随后萨达特主动与以色列友好，开启了土地换和平的政策，收复了全部失地，奠定了中东和平的基础。从国际环境看，当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无力长期支援远离自己的以色列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战争，以色列也无力长期在多条战线打消耗战；阿拉伯国家联合用石油禁运武器同西方斗争，也让西欧保持中立不支持以色列，萨达特奉行的自主、灵活的外交、军事战略，获得了国际社会多数拥护，他推行的土地换和平战略也得到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数人民拥护，符合中东地区的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