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辽宁男篮与付豪也算是渊源颇深，付豪本身就是辽宁籍，母亲是大家都熟悉的女篮名宿展淑萍。其实，八一的邹雨宸和付豪都是辽宁大连人，都是军人子弟。小时候要不是有军队这层关系，可能也就进入辽篮梯队了。从种种因素看来，辽篮与八一协商运作付豪，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我倒是很愿意相信这个消息。不过，运作付豪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由于有军籍方面的约束，运作起来比较麻烦。其实引进内援要比外援更复杂，大家急也没用，就当好事多磨吧。
根据他们的报道，这名内援曾入选过国家集训队，因此众多球迷认为是邹雨辰，曾经八一男篮的潜力内线，自从大伤后还未在比赛中公开亮相。受伤前，他是中国球迷心中中国男篮内线接班人，但现在的他还有几成功力？是否会脱离军人身份？是否愿意担任替补？这都是不确定的，也是大概率不会发生的，因此内援应该不是邹雨辰。
吴咏梅是白银一代女排核心球员，她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背飞女皇”，她的单脚背飞扣球成功率非常高，她不是主攻却经常每场比赛都是中国队队内得分最高的。吴咏梅很早就入选国家队，1993年年仅18岁的吴咏梅刘入选国家队，不过她又很快被退回八一女排。直到1995年郎平第一次执教中国的时候再次把吴咏梅重新带进国家队。
除了上述几名球员外，其它CBA球员年薪基本不过千万。上赛季常规赛MVP王哲林，年薪也就在500万左右，广东队队长周鹏年薪也差不这水准，这都是国内球员中的佼佼者了。辽宁队两名人气球星，郭艾伦与韩德君，年薪只有300-500万，这也是因为其体制内身份的限制。八一队的球员们，因为军人身份，薪水会更低一些，这也是八一队人才凋零的重要原因。
大部分八一队的老球员都有军衔，张劲松是上校，李可和陈可都是少校，这些退役的老球员军龄长，军衔普遍较高，现役的球员中杨钦和德勒黑是少尉军衔。军人身份曾是八一男篮的优势，利用这点他们可以从全国各地搜罗优秀的篮球人才，但随着社会发展，军人球员待遇低，限制多的缺点开始显现，八一队也逐渐陷入困境。
八一男篮成立之初，便是从各地军队中选拔人才，所有球员都是军人，经过这么多年，八一队依旧坚持着这一底线，在八一队效力多年的球员也会有相应的军衔，下面我们盘点一下。先说现任八一男篮主教练王治郅，大郅少年成名，有着24年军龄，见证了八一队二十多年的兴衰，他目前的军衔中校，享受副师级待遇;大郅曾经的队友，莫科和王中光目前也在八一队当教练，军衔分别是少校和中尉。
这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雷蒙称之为“财富”，因为他非常珍惜八一男篮时期打下的烙印，“做人的准则、打球的方法，这都是八一队教给我的，包括我在场上的作风。带过我的每一位教练都不约而同地有同一个要求，就是军人的作风，所以我也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到首钢这个大集体中。”
其实近几年随着军队体制改革的深入，八一体工队旗下的几支王牌运动队都陆续开始转型，运动员纷纷退伍转业，八一男篮退出CBA也成了早晚的事——实际上，之前两个赛季，八一队都是以特邀身份参加CBA的，为的是备战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去年10月20日，中国篮协正式官宣：八一男女篮将不再参加CBA和WCBA。那以后，外界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八一队的CBA参赛资格归谁？二是八一队员去向何方？
2、刘玉栋的儿子刘健龙，今年18岁，刘玉栋夫妻二人都是八一队队员，儿子身高猛长，12岁时就已经达到1米70多，就刘玉栋来说，他倒是希望儿子将来能够子承父业，和他一样打篮球，所以现在刘玉栋在有意识培养儿子，经常做儿子的陪练，刘玉栋说：“家附近就有个篮球场，没事就陪他玩。”据说刘玉栋的儿子不但球打得好，而且读书也不赖，就现在的成绩很可能考上一个名牌大学，所以刘玉栋的儿子将来是否走体育这条路，也是一个未知数。图注：以上刘玉栋儿子。
金灿灿的八一帽徽，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成为一名军人，第一次抚摸帽徽，每个人都是虔诚而激动的，从今往后，我当冲锋陷阵，英勇杀敌，虽千万人吾往矣，不辱八一红星荣光！
八一队队长仲为君说：“我们八一队发挥得太差，这是我们联赛开赛以来打得最差的一场，即便是输给北京队，我们也不该打出这样的水平。”北京队队长单庆涛说：“其实，比赛也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比赛进展得这么顺利。李指导赛前不断要求我们要专注于比赛，技术是一方面，气势和情绪同样重要，因为八一队有军人作风。”
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崔可夫。《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张继业发自莫斯科抗日战争初期，苏联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国援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苏联援华铺平了道路。除在政治、经济和道义上的支持，苏联还向中国派出大批援华专家以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能力。1938年5月，作为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的德拉特文将军接替德国人出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总顾问。最早一批27名苏联军事顾问在其后的一个月内抵达中国。仅在武汉抗战期间，就有超过300名苏联军事顾问、200名技术专家被派往中国，成为活跃在中国战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培训9万中国军校学员来华的苏联军事顾问都富有战斗经验和军事理论素养，被分派在参谋本部、战区司令部或军事机关、军队院校中工作。他们在认真了解中国军队状况和研究中国战场形势的基础上，向中国指挥机构提供了不少深思熟虑的见解和建议。蒋介石在一次会见军事总顾问德拉特文时以赞许的口吻说：“由于俄国顾问的到来，中国军队的仗打得好一些了。”圉于苏日当时并未开战等条件，许多苏联专家都隐姓埋名，悄无声息地奉献。但回望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苏联援华军事顾问的级别甚高，仅军种司令级别以上的就有6人，还有15名将军。在中国，苏联军事顾问的工作主要是两大项，训练国民政府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由于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训练、补充低级军官和各兵种技术骨干就成为当务之急。苏联顾问根据实战需要，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力争在短期内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根据俄方史料，经由苏联顾问和教官培训的中国军校学员大约有9万人。在空军、炮兵与坦克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作用更是不可替代的。贡献数百战役计划苏联顾问不仅帮助训练中国军队，还为总参谋部和各战区制定了数百个防御战役和进攻战役的计划，其中较大型的有：武汉战役、南昌战役、长沙战役、襄阳-南阳战役、宜昌战役等。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苏联顾问的建议很少被国民党政府完全接受。在1938年夏秋举行的武汉战役中，刚刚来华的时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切列潘诺夫发现中国军队采用的是落后的被动防御，于是向蒋介石提出采用积极防御计划。可惜这个计划只是在消极防御失利后才被部分采纳，未能起到多少作用。1941年夏秋，中国军队发动了反攻宜昌的作战。在发动反击之前，时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用三个星期时间深入前线作实地考察，最后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制定出作战计划并报蒋介石批准。不过，在战役进行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前功尽弃，宜昌得而复失。唯一的例外是紧接反攻宜昌展开的第二次长沙会战。这一次中国军事当局完全接受了苏联顾问制定的作战方案，使日军遭到重创，被迫北撤，暂时放弃了南进的企图。1941年，多方面原因促使中苏关系迅速趋于冷淡。同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这使得苏联不得不出面干预，并以停止援助来向蒋介石施压。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已无暇东顾。1942年2月，时任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这可以看做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告一段落的标志。此时，中美已经结盟，蒋介石也不再打算继续邀请苏联顾问来华。不过，即便如此，仍有一些苏联顾问和专家留在中国，直至1944年，苏联政府才将他们全部召回。苏联空军志愿队：挑战极限奇袭松山机场《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丽雯发自北京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曾有一批援华苏联空军将士，他们与中国军人并肩作战，保卫南京、武汉、南昌、重庆、成都、兰州等城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打击了日寇气焰，立下了赫赫战功。1937年，面对处于绝对优势的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国民政府无力招架，只能请求外援。是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技术援助协定》。根据协议，1937年至1941年，3665名苏联空军志愿队战士秘密来华协助抗日，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以及2000余航空辅助人员。他们带来的飞机有1250架。对华援助期间，共击落击毁日机1186架，击伤日舰120余艘。他们还在兰州、伊犁、成都等地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克服它们只有依靠身体的耐受力”在苏联内部，这项人员派遣被称为Z作战，人员是由外贝加尔军区与太平洋舰队所属航空部队中选拔的“志愿者”，这些官兵被送往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进行挑选。费奥多尔·波雷宁便是其中一位佼佼者。1937年11月，中国空军中出现了一支当时最新式的“图波列夫”CB－2轰炸机群，担任指挥的正是波雷宁。在机群对敌后军事设施的多次轰炸中，奇袭松山机场无疑是最著名的一次。1938年初，中国情报人员侦察得知，出于对苏联轰炸机的忌惮，日军决定改在远离前线的台湾松山空军基地，而不是在上海港装卸新飞机。松山机场为在华作战日本空军的主要运输枢纽和后方基地，其战略意义可见一斑。接到情报后，苏联空军顾问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行动定于1938年2月23日苏联红军节展开，任务异常艰巨——飞行员需要在没有氧气罩的情况下驾机在四五千米的高空长途奔袭，而且这一航程接近CB轰炸机的极限，飞机出现任何故障都将是致命的。拂晓，28架轰炸机依次起飞朝目标进发。率领机队的波雷宁回忆道：“我们上升到5500米。心跳加快、头晕、嗜睡——这些都是缺氧的最初症状。而克服它们只有依靠身体的耐受力。”快要飞临台北时，编队完成了一次机动以迷惑敌人，但其实是多此一举。波雷宁说：“日本人好像把我们的飞机当成了自己人：高射炮鸦雀无声，空中见不到一架敌人的战斗机。我们按预定计划展开队形，开始不慌不忙地瞄准轰炸。”最终，苏联志愿航空队大获全胜，共投弹280颗，炸毁停机坪上40架战机和尚未组装的战机几十架，炸死日军数十人，焚毁够3日使用的燃油和弹药，松山机场完全陷入瘫痪。而苏方毫发无损，全身而退。236人长眠于中国苏德战争爆发后，这支特殊的部队奉调回国。但也有236人长眠于中国的土地上，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库里申科。1939年5月，库里申科率远程轰炸机志愿队来到中国。他一面对日作战，一面担负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10月14日，库里申科和副大队长马卡洛夫率机群从成都双流太平寺机场起飞，炸毁汉口机场日机60架，毙伤300多人。苏军正要返航时，与德国供给日本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相遇，遂展开殊死搏斗。苏联空军志愿队击落6架日本飞机，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被3架敌机团团围住，库里申科击落一架，但自己飞机的左引擎被打坏。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他用单个发动机突出重围，准备返回基地，但当飞到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只能迫降长江江面。机上领航轰炸员和通信射手跳下飞机奋力游上了岸，而库里申科则因体力不支，无力游到岸边，被淹没在滔滔江水中。如今，在武汉市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安葬着15位国际主义战士，其中年龄最大的33岁，最小的马尔琴科夫去世时还不到24岁。由于奉行了严格的保密政策，苏联空军志愿队始终都是以秘密的志愿者形式存在的，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非常低调。因此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援助一事在俄罗斯国内鲜有人知晓，至今还有许多在华牺牲的英烈身份有待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