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塔利班8月15日夺取政权以来，女运动员已经成为阿富汗最弱势的群体之一。阿富汗女子足球队成员也向国际社会发表讲话，并寻求庇护，因为害怕成为塔利班人员的性奴隶。当地时间24日，在世界职业球员协会与多国沟通后，阿富汗女足终于借机离开喀布尔前往澳大利亚。当天，包括足球运动员、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内的75余人一同离开阿富汗。
噩梦重现
阿富汗女足前队长、现任主帅Khalida Popal曾表示，阿富汗女足队员踢球“是为了向全世界人民传递一个信息，让他们看到女性也可以踢球、学习和工作”。然而，在塔利班重新进入喀布尔后，Paupard也表示:“现在事情又回到了原点，一切都结束了。”阿富汗女足守门员教练也表示，“塔利班世界没有适合女性的运动”。
1996年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时，帕帕德只有9岁。塔利班关闭了女子学校，禁止妇女工作，要求妇女从头到脚穿上巨大的蒙面长袍，并禁止妇女在没有男性家庭成员的情况下独自离开家。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者将被处以投掷石块、鞭打或当众处决的处罚。帕帕德回忆说:“他们剥夺了我受教育的权利。他们剥夺了我作为女孩和孩子的权利。他们打我父亲，用石头打我母亲，并命令她不要工作。他们夺走了我们的自由。”帕帕德受到塔利班的压迫，不得不和父母一起逃离阿富汗，住在难民营里。
因此，塔利班卷土重来后，帕帕德感到非常痛苦。长期以来，她一直鼓励阿富汗妇女大声疾呼，不要成为“躲在背后的人”。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她突然改变方向，告诉阿富汗妇女“保持沉默，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见面，忘记自己的身份”。她告诉《卫报》:“说这些话让我很痛苦。我还记得女孩们第一次穿上国家队球衣的那一天，那比赢得世界杯还刺激。经过漫长的战斗，我们终于穿上了国家队球衣，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我们快乐而自豪，我们是赢家。但现在我必须告诉女孩们:烧掉球衣，删除照片。”
▲ Paupard。
人权观察主席明基·沃登也指出，阿富汗的女运动员现在面临极端迫害的风险。“塔利班可能会基于性别对女孩进行报复。”“仅仅因为你参加体育运动就违反了伊斯兰法律。”前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前美国球员凯利·林赛(Kelly Lindsey)表示，“即使是一次，这也是严重违反法律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死刑。每当我们的球员上场，他们就会被吐槽和扔石头。”
8月24日，阿富汗女足终于乘飞机离开喀布尔，逃往澳大利亚。在此之前，Paupard呼吁全世界为阿富汗妇女发声:“我想呼吁所有正在目睹阿富汗发生的事情的人:请大声问一个问题，‘阿富汗妇女怎么办？有这么多伟大梦想的年轻一代呢？“他们怎么办？”所有政治家都没有提到“民主”、“人权”和“妇女权利”。
“阿富汗的女性感到被世界抛弃和背叛，这让我们非常痛苦。”她说。
“女子足球总是与塔利班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阿富汗女足诞生于一个美好的愿景。2001年塔利班被推翻后，帕帕德和她的父母回到了阿富汗。当时，帕帕德萌生了踢足球，组建女子足球队的想法。“一切都很美好，充满希望。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阿富汗，一个充满梦想和希望的阿富汗。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发展和加强我们的国家。”
2007年，在阿富汗足协的批准和支持下，帕帕德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女子足球联盟，2008年，他们在巴基斯坦与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进行了比赛，并以5-0的比分赢得了首场比赛。2010年12月，在孟加拉国举行的SAFF女子锦标赛上，Paupard率领阿富汗女子足球队对阵尼泊尔。虽然最终球队以13-0不敌尼泊尔，但这也标志着阿富汗女足从此站上了国际足球舞台，球队不断成长，开始在足球场上取得成功。
帕帕德为阿富汗妇女所做的努力也使她成为极端主义和反妇女组织的目标。自2011年以来，帕帕德收到了无数死亡威胁。她开始向其他国家寻求庇护:她从印度和挪威在丹麦的一个难民营里住了一年，最后Paupard获得了丹麦的永久居留权。
2017年，当帕帕德接受《卫报》采访时，她非常沮丧，不仅是因为她的流浪命运，还因为她严重的膝盖受伤，无法再踢足球。“突然我失去了一切。我失去了我的国家，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不能再踢足球了。我就像一个挂在半空中的洋娃娃。我既不能飞上天，也不能落地。”
2018年，阿富汗足球协会主席Keramuddin Keram遭到年轻女球员的身体虐待和性虐待。Paupard积极曝光此事，并呼吁通过人权观察和国际足球运动员协会(FIFPro)保护“女性球员的人身安全”。最后，2019年，Klam被终身禁赛，罚款约100万美元。
帕帕德说，阿富汗女子足球队的成立“是为了反对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禁止妇女接受教育、参与公共事务和捂嘴。女足的建立非常激进。我们必须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阿富汗妇女必须站起来，女子足球将永远与塔利班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来源:iWeekly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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