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
【简介】今天，奥运圣火慢慢熄灭，东京奥运会落下帷幕。从中国网民的“记忆杀戮”到奥运会前期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到奥运会中后期的中美“白热化”竞争，在疫情之下，本届奥运会的竞争力和享受度依然有增无减，展现了人类面对苦难的乐观和坚韧。其中，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变化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老一辈运动员成绩斐然，新一代运动员崭露头角，非传统优势项目取得重要突破，竞技体育向群众体育的策动开始显现。很多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体育改革在里约失利后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和大众体育需求的三重变化，给体育发展目标和模式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随着中国进入“后金牌时代”，体育和金牌的民族主义叙事逐渐消失，大众体育对高质量体育发展的需求成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对国家体系中与全球体育市场、国际体育政治、群众体育需求不相适应、不匹配、不协调的部分进行结构性调整，充分发挥政府、社会、市场的积极性，构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共同发展的高质量循环体系，真正实现“藏冠于民”的发展目标。因此，既要保持和扩大竞技体育的发展优势，又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体育公共产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孵化和培育健康的体育社会组织，实现从“为奥运争光”到体育国际主义的真正转变。
本文是修远基金会研究中心原创的新媒体《政策观察》的一个特色。原标题为“藏冠于民”:中国体育在“后金牌时代”的发展方向。这篇文章只代表作者的观点供你考虑。
7月23日，东京奥运会在质疑声中开幕。作为疫情爆发以来的第一届奥运会，主办国和参与国的筹办体系、管理体系和组织体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这届奥运会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一方面，奥运会考验着人类面对重大灾难时的制度和精神韧性；另一方面，奥运会是世界体系、主权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演变的完美投影，将趋势因素与偶然性因素高度统一。
▍疫情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变与不变
目前，当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肆虐的时候，东京奥运会确实赶上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总的来说，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除，本届奥运会仍表现出很高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日本人对奥运会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奥运会开幕前，近80%的日本民众希望再次推迟甚至取消奥运会。但是，随着赛程的推进，日本民众对奥运会的态度有所软化。有评论说，在日美“安全协议”造成严重分裂的社会背景下，奥运会将凝聚日本民众的心。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奥运会重建大地震和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新日本”形象。
运动员和社会力量对体育精神的不懈追求。2020年4月，一段英国游泳运动员亚当·皮蒂在自家小游泳池训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当时，英国政府在不到一个月前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封锁。在社会力量的帮助下，佩蒂不仅购买了大量的健身器材，还拥有了自己的小游泳池训练场，最大限度地减少疫情对备战奥运会的影响。在东京奥运会上，佩蒂获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并带领英国游泳队获得男子4x100m米混合泳接力银牌。
美国优势运动成绩的下降。自2020年年中以来，美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该疫情同时影响了运动员。7月29日，美国著名撑竿跳高运动员萨姆肯德里克斯因病毒退出比赛。田径和游泳项目的结构性断裂是美国成绩下滑的关键原因。以游泳为例，美国队的统治力明显下降，仅获得11枚金牌，而在最近两届奥运会中，这一数字为“16枚”。美国成绩的下滑不仅仅是疫情造成的，国内田径、游泳资源吸收能力相对较弱造成的人才结构失衡是内因，而其他国家如意大利、牙买加、波兰、中国、日本、澳大利亚、肯尼亚等国，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科学规范的田径、游泳训练以相互竞争的方式冲击项目优势地位。
疫情之下，奥运会依然精彩纷呈，多项世界纪录和运动会纪录不断被打破。例如，格鲁吉亚举重运动员莎拉·塔拉哈泽创造了六项新记录。亚裔美国体操运动员苏尼萨·李(Sunisa Lee)以手工制作的平衡木起家，在父亲瘫痪和新冠肺炎去世的背景下赢得了女子体操全能决赛。体育是人类的共同语言。疫情之下，体育语言传达的精神实质更加丰富。
中国“奥运军团”在东京的亮相，向世界正面呈现了疫情后重生的中国形象，每一位运动员都是一个行走中国的故事。舆论认为，中国代表团的伟大突破，充分展示了里约奥运会后体育强国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
中国奥运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5.4岁，1995年后近60%的运动员。喜爱辣条的14岁少年全红婵获得女子10米跳台跳水冠军，学霸杨倩获得本届奥运会首枚金牌。新生代运动员既能适应视频社会的大众表达，通过与粉丝的互动展现自信、开放、坚韧的新形象，又能驾驭复杂条件下的国际传播。毫无疑问，新一代运动员的崛起得益于更加开放和多元化的奥运会选拔机制。越来越多的奥运冠军来自名校，逐渐突破了“业余体校-体校-省队-国家队”的单一选拔机制，也为体教更深层次融合和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实践支撑。
(二)非传统竞技体育的突破
在巩固举重、跳水、体操传统优势的同时，中国代表团在田径、游泳、赛艇等项目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苏以9秒83的成绩晋级决赛，创造了新的亚洲田径历史。龚获得了中国东京奥运会田径“第一名”，刘诗英也获得了第一枚奥运标枪金牌，两人都创造了历史。非传统竞技体育的突破在于中国适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最新变化，以“引进来、走出去”为核心战略。一方面，引进国际顶尖教练和科学训练体系，并利用尖端运动人体科学赋能运动员；另一方面促进运动员“以赛代训”“以接力促单项”，不断突破个人能力极限。体育科技、体育科学、团队合作是打破体育“种族论”的法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一直处于“双轨运行”状态。竞技体育以“奥运荣耀”为指标，与群众体育缺乏有效衔接，竞技体育在群众体育中的引领作用不足。我国体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经济上“外贸依存度高、内循环差”的特点。东京奥运会是第一届全面推进体育“协会化”改革的奥运会。虽然社会上运行体育运动还存在很多障碍，但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煽动已经初步显现。近年来，随着中国马拉松的如火如荼，大众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专业的跑步训练知识和技能正在普及；随着健身热潮的兴起，像吕小军这样的举重运动员不仅是“为国争光”的冠军，更是“跨圈”的“军神”；随着游泳、赛艇等项目的消费门槛不断被国人触及，像张宇菲这样的新生代运动员也将充分激励成长中的中国青少年。
总的来说，中国军团的突破是“体育强国”战略的阶段性成果，包括备战奥运改革、体育管理改革、后备人才改革、体教融合改革。然而，与此同时，体育强国建设在国内外仍面临重大结构性挑战。
虽然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一路领先，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已经逐渐进入“后金牌时代”，我们不再需要用金牌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在“后金牌时代”，奥运奖牌的民族主义叙事逐渐淡化，奥运故事开始回归体育本身。群众体育的旺盛需求正在转化为体育发展的真正动力，体育发展模式需要及时行动，以响应大众对高品质体育的发展需求。然而，新冠肺炎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疫情下的国际体育交流面临诸多挑战。需要通过体育交流展现人类不竭的动能，也需要应对全球体育市场和国际体育政治的发展困境。
(一)全球体育市场的深刻演变
疫情爆发前，国际体育领域呈现出全球体育市场和国际体育政治的新趋势。全球体育市场是全球化进入深水区后，基于体育产业及其生产和消费要素的全球流动，具有吸收、消费和转化资源能力的多主体、宽领域、全球统一的市场。全球体育市场将进一步促进资源和组织的跨国流动，使体育的国际竞争模式更加多元化，使竞技体育所承载的国家形象、政治内涵和价值理念发生相应变化。
美国田径和游泳成绩的结构性断裂，某种程度上是全球体育市场冲击的结果。一是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跨界流动时有发生，田径、游泳人才流失严重；二是职业体育不断转向全球化运营，优势项目的资源吸附效应急剧放大。北美职业联赛体系对田径、游泳等领域的“虹吸”效应明显；三是田径、游泳等项目的资源再生产能力和造血能力不足，加剧了优势资源向其他项目的反向集中。
中国之所以能在全球体育市场竞争的背景下保持奥运实力的增长，关键在于奥运筹办计划对体育市场的“跨学科”和“逆周期”调整。然而，中国体育发展的社会化和市场化仍不能完全适应全球体育市场的未来趋势。受疫情影响，这一趋势本身充满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必须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形成一个协调的体育发展机制，以应对全球体育市场及其不确定性的挑战。
在体育全球化和疫情导致的“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在“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间徘徊。一是国际体育政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零和博弈和竞争逻辑，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秩序，但往往被极端民族主义所笼罩；二是国际体育组织和大型国际体育商业组织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断影响新的利益格局；第三，国际体育政治的民族化和全球化同时存在。主权国家不仅需要参与体育竞争和市场竞争，还需要更有效地参与国际体育事务，推动构建更加普遍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需要保持对国际体育政治的敏感性，积极树立开放包容的国际形象，不断提升在国际体育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后金牌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更加体育化的发展模式
举国体制是“奥运荣耀”计划的制度支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大众体育对奥林匹克运动缺乏必要支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一些体育项目的关键问题或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以实现奥运奖牌的战略突破。当时，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具备了支撑奥运会发展的经济和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以良好的奥运成绩打造开放的国际形象，在内部凝聚改革创新的民族精神。然而，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长和人均收入的稳步提高，原有的举国体制已无法应对日益增长的群众体育内生需求。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一直在上升，到2019年达到4.4亿。体育消费规模不断扩大。预计2020年体育消费将接近1.5万亿。大众体育需要与竞技体育互动。
“走向举国体制”并不是“后金牌时代”的最佳选择。近年来，国内外对国家体育发展体制进行了多次反思。国家体制带来的项目不平衡、目标不平衡、效率不平衡等问题确实突出。我国的人均金牌比例和奖牌比例与体育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国家体制改革不是“去”与“不去”的问题，而是“新”与“旧”的问题。
一是就国际竞技体育发展现状而言，英国、日本等传统体育强国通过其独特的奥运金牌计划不断刷新竞技体育发展格局，使得我国竞技体育比较优势趋于萎缩；
其次，就体育管理体制而言，德国、法国等国家采取的是“政府社会”模式。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项目发展趋势，政府扮演监督者角色，各体育项目进行差异化自治，形成民主共治、行业自律、强监督的良性格局；
第三，就“后金牌时代”的发展目标和特点而言，“后金牌”绝不是“去金牌”。在全球体育市场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顺应体育全球化的趋势，同时需要进行必要的“逆周期”调整，更重要的是，我们用竞技体育来煽动大众体育的发展；
第四，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和质量不足，体育发展仍面临“协会化”改革的困境，体育综合服务能力不足。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在“新举国体制”的框架下统筹推进。
与体育强国的发展战略相比，我国体育发展目标可以进一步缩减为:
稳定并不断扩大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竞技体育赛事中的优势地位。形成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良性互动，以大众体育擎托竞技体育，以竞技体育引领大众体育。在“后金牌时代”，要构建由群众体育、职业体育、竞技体育组成的发展金字塔，以社会化、市场化的力量，煽动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构建“强政府”“大社会”“优市场”的体育发展新格局。“冠之于民”应该是下一步中国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即以强大的社会基础、高质量的竞赛体系、开放的选材机制支撑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形成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性互动。
(一)保持和扩大竞技体育发展优势
现有的竞技体育资源可能需要重组，但资源重组的目标不是重建单元化的体育组织，而是充分发挥国家体制和市场机制在运动员培养、选拔和管理以及体育赛事发展和管理方面各自的优势，促进两种机制的有效结合。继续保持国家对部分市场潜力有限的传统奥运项目的投入，尝试推动退役运动员向职业体育健身行业教练机制转型，确保其技能获得国家认证的公众接受；对于一些市场潜力较大的项目，应从运动员的选拔、体育赛事的开发与管理、体育成绩的认定、收入的分配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市场与国家的融合机制。
(2)提供高质量的体育公共产品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体育研究，为社会体育和群众体育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一方面要加大投入，为市民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体育设施；另一方面，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基本特征，需要在城市规划、城市治理和社区规划中引入指导性标准，增加体育公共设施建设指标；再者，国家要引导教育领域的政策和资源，促进体育事业全面健康发展，推动体教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拓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渠道。
(3)孵化和支持体育社团发展
西欧现代体育的起源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德国形成了以社区为基础的体育组织发展模式，而美国则形成了独特的学校协会发展模式。无论何种模式，体育强国都需要高质量的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支撑。在新的举国体制下，一方面推动体育社团社会化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使其更好地发挥体育的导向和支撑作用，助力全民健身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将社会化体育协会、民间自发体育协会、俱乐部的功能连接起来，实现社会化体育发展的逻辑一致性，避免过度商业化，形成社会办体育的良性循环。
在我国，社会化体育协会也需要在孵化和培育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推进协会治理现代化，形成高效的资源协调体系，推动体育非政府组织自主能力建设；其次，协调政府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和市场主体参与体育社会化发展的行为，为体育社会化进程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推动中国顶级赛事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赛事体系。
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个体体育协会可以为相关体育产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标准和认证，参与市场标准的制定，增强对体育市场信息的分析判断和市场控制能力。探索打破行业垄断、激发体育社会组织发展活力的新机制。探索单项体育协会“容错”机制，相对放开管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和市场竞争的能力，不断夯实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真正实现“冠于人民”。
(四)从“奥运荣耀”到体育国际主义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性危机。解决全球危机需要全球合作。然而，思想和地方利益的分裂不断为全球合作制造障碍。以美国为代表的势力不断挑起事端和舆论，企图在国际格局中制造“遏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概念和秩序。可以预见，这股浪潮也将深刻影响国际竞技体育领域。今天，中国的崛起和实力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和担忧也越来越多。体育是一种“无声的政治”，正如奥运会不允许运动员和球队输出独特的政治表达，但奥运会背后所体现的深层次政治却无处不在——国力的展示、国际关系的调整、世界价值观的塑造和输出。这些“深层次”政治的表达和实现，超越或不同于单一主权国家内部政治的运行逻辑，也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引领构建人类共享未来共同体必须努力探索的实践方向。
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注重展示中国开放、包容、自信的对外文化形象。更加注重如何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如何从宏大的国家叙事中找到准确的个体体育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代表团和中国运动员开放、可接受的形象。更加注重国际赛事的对外交流功能，重视基于运动员个体的对外文化交流，以开放、真诚、自信的姿态展现当代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让赛事叙事更加关注运动员自身的发展，关注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推动；更加注重深度参与国际体育规则和国际体育组织，形成以体育交流、价值沟通、文化融合为基础的国际体育合作模式，构建以全面发展、和平发展为基础的体育国际主义，向全球体育市场输出更多体育公共产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体育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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